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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公共债务密码 开启稳定去杠杆之路

发布时间:2018-10-17 09:24来源:财经界卢群字号:

  内容来源|《穿透中国债务》

  作者介绍|

  郑志军

       任中国经济信息网研究院公共产品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专业从事公共产品、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等领域的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

  李吉平

  1999年至2003年,任国家开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2008年9月至2015年12月,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2014年11月至今,任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执行副会长。

  多年来站在国家开发银行的视角,对我国公共产品、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规律和金融产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入的理论研究。

  2018年7月2日,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等相关工作。会议研究了推进金融改革开放、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维护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把握好监管工作的节奏和力度、 发挥好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重点工作。

  2018年是不平静、 煎熬、 有新的变数的一年,外部需要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内部遭受债务“拆弹”、 去除杠杆的煎熬,地方政府性债务、 房地产债务、上市公司债务、 民间债务,每天都在目睹不同形式的“灰飞烟灭”。

  超级债务化时代的解码算法

  资本借助互联网的链接力,在各个领域渗透的深度、广度和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成为时代发动机,现代社会进入了超级资本化时代。一旦资产和资本匹配失衡,资本就会转化为债务,超级资本化时代就成了超级债务化时代。

  现在被超级债务化的不仅是市场主体,还有以公共财政为特征的政府主体,超级资本化时代让所有人都紧盯着利润、偷袭着机会、竞技着速度、比拼着规模,超级债务化时代则让竞争和风险陷入无序化和规模化,这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由于基础设施、住房等公共产品能够体现需求、承载价格和价值、承载公共信用的流动, 因此公共产品就具有等价物属性,黄金在现实中只是法律意义的一般等价物。相较于黄金, 公共产品能够更为便利地流通和保值增值,因此公共产品的实际价值超越黄金,成为增值等价物,公共产品是现代社会个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积累和增长的源头。

  公共产品的资产和消费价格波动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特别是在社会经济体系高度市场化、金融化之后,公共产品作为社会的基础需求产品,其资产属性和公共消费属性容易形成规模化市场效应和财富效应,同时也更容易被杠杆化和债务化。

  我国20世纪对住房进行了完全的商品化,住房的价格由成本导向转变为需求导向,由此住房的资产属性和公共消费属性被市场攫取和控制,住房从公共产品完全演变为商品, 再由商品演变为投资品,其资产价格被金融市场多层次杠杆化,消费价格被严重泡沫化,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

  由于多年来土地财政也参与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房地产成为了关不回去的风险“魔兽”。近些年,公共基础设施稳定的资产价格被金融市场看中,中短期的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涌入,短短几年时间里,就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和金融风险。

  公共产品是资本流通的主要通道和阀门,既能吸纳货币也能释放货币,既能吸收风险也能释放风险,既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基础载体,也是超级债务化时代之锚。如果我们盲目地抑制债务或剪错引线,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相反,如果能够精准设计系统地规划和管理公共产品的资本属性,找到其成因和拆解方法,我们不仅能够拆除债务,还能够将债务资产转化为保持个人财富、公共财富和金融稳定的市场之锚。

  目前,我们在拆除债务和降低杠杆的策略上首先需要适应超级资本化社会中信息流、 资金流、 资产流的流速和规模,其次应该系统思考经济体制的系统性缺陷,最后应该研究如何建立新经济体系。

  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只有建立多维敏捷的算法机制,才能在应对超级信息流、资金流、资产流时做出快速的反应,并进行管理和控制,这是我们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基于多维敏捷弹性的算法结构,在建立准确的概念、路径、边界和限制点的基础上,清晰描述其范围和代表性的数据特征,清楚达成目标、实现概念所需要的逻辑和步骤,以此构成走向未来的公共政策路标,最终实现对信息流、资金流、资产流的实时管理和调控,推动各个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财政政策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人类社会组织的进化需要民众把一部分能力、资源和财富交给国家,换取共同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需求的实现是国家和政府存在的伦理前提和法律前提,国家诞生的基础是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维护,税收的起源不是法定的义务,而是百姓对公共利益的委托。

  但是一直以来国家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并没有专注于这个国家存在的基本准则。人类社会没有用心构建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的去杠杆政策论战备受瞩目,其实这场论战背后是我国财政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公共财政是全民化的、规模最大的理财产品,却陷入刚性兑付和借新还旧的资金池错配困境中。

  公共产品不是由公共权力凭空创造的,而是由人民群众提供的资金、 资产或资源形成的社会供给能力。公众通过纳税的社会供给能力形成公共财政,服务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公共资产的供给,以社会供给能力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匹配性、独立性和市场性越强,财政政策就越有效、 越稳定。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其实都没有建立与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及公共财政匹配化、 独立化、透明化的机制,民众和政府理所当然地认为公共权力能够实现公共需求。

  政府必须刚性兑付民众所需的公共产品,并热衷于按“表象公平”的方式进行公共财政的各种兑付, 这些成为政府与民众意识里的错觉,公众更大程度上愿意追求“表象公平”,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养老保险金、免费医疗,更长周期的义务教育,投入更多的公共基础设施,等等。

  政府则运用公共财政讨好民众,公共财政的滥用与公共产品的刚性兑付使公共政策被短期目标所绑架,政策制定被问题导向化,政策目标被短期化,公共资产配置与公共财政能力长期失衡。

  中国的财政政策被基础公共资产的错配机制裹挟,锁定在“公共产品刚性兑付”的财政资金池和“以收定支”的短期循环里,陷入错配循环。同时导致“收”与收、“支”与支的本相脱离,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脱离目标导向,走向救急式管理,“以收定支”的周期越来越短。

  刚性兑付和“表象公平”不仅造成各类公共产品的社会供给能力和生产供给边界无法得到精确的识别和界定,公共产品也无法形成合理的定价结构,而且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 化配置作用之间的边界无法识别。

  公共产品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配置结构,所以很多财政观点、金融理论看似宏观与合理,但事实上已经脱离基础,大家往往以从缺乏公共产品与公共财政合理配置的旧制度、旧机制上产生的理论来多次进行自我论证和逻辑修饰,并误以为接近了真实的理论。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体系和供给能力的管理既原始又糟糕。虽然社会在不断进步,信息在不断更新,但是基于公共价值事务管理领域的进步却是缓慢而落后的。

  各国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得益于整体经济的客观增长水平和某届政府首脑任职期间的执政能力所形成的“运气”,去杠杆不应该是“一抓就死”的运动式,稳杠杆也不应该是“一放就乱”的放水式,应当建立独立、透明、有效、合理的公共财政与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立公共产品资产与公共财政资金一一对应的机制,建立公共产品周期与公共财政周期一一对应的机制,这才是去杠杆、稳杠杆的基石,也是构建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走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地方政府性债务和房地产债务关乎国家的稳定与安全,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合理与稳定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与基础,因此,我们不仅要拆除地方政府性债务和房地产债务的杠杆,还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温暖的公共产品之路

  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公共产品的丰富程度超越了历史最高水平,公共产品的总量为世界之最,但是,大众和媒体却充满了焦虑、迷茫、怀疑、怨气,甚至愤怒,抱怨食品的污染、教育的低效、医疗的缺失、住房的昂贵、财富的不均、资产的贬值等,政府官员则为此忙碌于各类公共需求的刚性兑付,中国众多的人口、多层次的经济环境和公共财政体系,使我们的公共需求和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处在供需紧张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的紧张映射到几乎每一个人身上,迷惘和焦虑来自我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供给体系不合理、 不科学之间的矛盾。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代表着一个国家制度的秩序和温度,代表着国家治理的灵魂,代表着我们会塑造出怎样的民族灵魂。

  我们国家已取得的成就如此显著,但是制度和成就的公共温暖度还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我们需要在基础生存、 安全、 教育、 医疗、 生活、基础设施、信息、资源、资产增值等公共产品领域建立更合理的秩序、更明的规则、 更安全的可持续性,塑造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安全感、秩序感、从容感和温暖感。

(财编:卢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