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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社会融资成本重在结构性改革(下)

发布时间:2014-09-20 01:10来源:未知root字号:

温信祥

融资成本高之惑

目前企业融资成本高诡异之处在于,是在总体资金宽裕、市场化配置资金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发生的。

2013年银行贷款余额与我国GDP比值为135%,从总量上看社会融资规模总体是充足的。2014年6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上升至14.7%,比上月和上年末分别高1.3和1.1个百分点,货币环境总体较为宽松。2014年1~6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74万亿元,同比多增6590亿元。央行根据形势变化两度调整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指标,加大对棚改等民生领域的信贷支持。从宏观稳定的角度看,已经尽可能提供了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

在货币信贷总量宽松的情况下,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一个重要原因是前期项目再融资挤占了当期融资资源。2008年以来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比逐年上升,从50%上升至2011年的61%,2011年以来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55%以上。中长期贷款期限均在1年以上,有的在10年以上。再考虑一些短期贷款由于各种原因被迫展期,银行贷款被前期项目占压情况相当严重。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房地产项目和政府融资平台,由于这些项目期限很长,需要不断追加投入,不但不能收回本金,即使是偿还利息,负担也十分沉重。

再看其他融资渠道情况,2013年银行理财到期4.7万亿元,信托到期5.16万亿元,企业债券到期2.03万亿元,到期偿还占发行比重分别为103.65%、82.84%、55.16%,借新还旧压力很大。相当一部分融入资金被用于接续偿付无法产生现金流的低效存量融资,也不能对实体经济产生拉动作用。2011~2013年单位社会融资增量推动的GDP增量连续三年下滑,产出GDP分别为0.56元、0.294元、0.286元,与2007年的0.83元相差甚远。

前期的高投入不能带来现金流,就像河流的水一样,如果渗漏积淀过多,即使保持同样的下雨量,也将越流越少,露出干涸的河床。治理之道,应优先解决渗漏积淀问题,需要系统的“水利工程”,而非大水漫灌所能奏效。

僵尸企业是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僵尸企业的特点是“吸血”的长期性、依赖性。保护僵尸企业就会阻碍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从而影响到长期增长。创造性破坏是指资源从衰落的企业和部门再分配到增长的企业和部门。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也是必要的。在美国的制造业和零售业,生产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再分配。破产法是对付僵尸企业的有力武器。破产法庭清算最弱的企业,同时让具有潜在生存能力的企业清偿一部分债务,以便重新开始赢利。

在增长缓慢的上世纪90年代,日本借款者借新债还旧债,这种手法使银行免于承认亏损。据有关数据推算,日本政府自1993年至2002年的公共投资中,近90%投入至毫无进一步发展空间的领域。诺奖得主经济学家莫顿·米勒称,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救助僵尸企业的结果。他认为,“允许破产就鼓励发展”,日本当初就不应该救那些企业。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僵尸企业的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这类企业占比不会太低。由于僵尸企业承载着大量就业人员,政府出于确保就业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一直不敢让僵尸企业按破产程序实施破产。然而,目前僵尸企业成了搞活我国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障碍。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始终难以改变的原因,除了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过剩产能、低效率企业还占用着大量的金融资源。未来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该违约的债务违约,减少干预,使得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发挥正常作用。

当前社会关注融资成本高,与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企业经营效益持续下降有关。特别是在企业经营困难情况下,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继续保持较高的利润增长率,银行业利润总额在上市公司中占比达到一半以上,金融从业人员薪酬福利水平相对较高,这些差距使得有人质疑金融业的好业绩是否和企业负担有关。虽然金融业确实需要继续做好服务实体经济文章、压缩成本、提高效率,不过指责金融业好业绩榨干实体经济,显然也是没有依据的。

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比例失衡,是由于上文提到的实体经济中存在大批的“僵尸企业”,存在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等吸收流动性“黑洞”,打压金融业并不能给实体经济带来活力。银行业利差并未扩大,贷款利率也没有显著提高,这几年的好业绩和前期银行业改革红利逐步释放有关,当前实体经济不景气已经并将继续在银行不良资产上体现出来。实体经济和金融业是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构筑金融业和实体经济良性互动、使得金融业成为经济波动的滤波器,而非放大器的机制依然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的重大课题。

非制造成本高企

企业经营不但面临社会融资成本高问题,实际上还面临非制造成本高的困难。非制造成本高主要包括流通成本高、房地产价格高等。

在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在美国纽约售价比中国国内还低。全球趋于产能过剩的汽车,有的车型中国的售价高达国外价格的2.5~3倍。这些产品制造成本是一样的,但在国内价格远高于国际价格,考虑到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只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两个极端例子充分说明了流通贸易系统的低效率和不合理。正如马云所言,过去十年电商的超常规发展正是由于传统商业做得太差了!贸易流通系统的落后给企业经营带来高成本和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了企业经营失败风险。从汽车业的例子可以看出,打破垄断利益十分困难,需要国家顶层推动。上海自贸区如果能促进国内外价格合理均衡,并将其作为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定量考核目标,那么自贸区改革目标将更加具体明确,对提高中国经济运行效率、改善企业运行和消费者福利都有重大意义。

企业经营还面临综合税负高的困难。2013年7月下旬,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当前我国企业税费负担较重,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达40%左右,超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关数据显示,过去30年,OECD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为24%~27%,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宏观税负相对较低,过去20年约在20%。

一项统计还显示,2012年,所有上市公司当期税费净支出为21256.27亿元,高于净利润总额8.76%。其中,税费净支出10倍以上于净利润的上市公司超过50家。辽通化工则是2012年最大的“高负税”,其全年归属股东净利润为0.1963亿元,各项税费支出21.28亿元,税费净支出为净利润的108.4倍。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表示,税负负担、融资难已经成为国内小微企业发展的两大核心挑战。

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2011年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这也是继2009年中国内地首次排名第二位后,再次位列该名次。有研究显示,从1994~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从16%提高至30%,该数据尽管未能得到官方的证实,但税收收入连年超过GDP增长,使得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增加。

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收入主体:包括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只有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

小微企业不但税负高,还需要付出所谓“遵从成本”,即纳税人为遵从既定税法和税务机关要求,在办理纳税事宜时发生的除税款和税收的经济成本以外的费用支出,例如,人工、沟通等成本。国家会计学院对国内小微企业遵从成本进行了调研和测算,其中:37.91%的小微企业遵从成本在5万元以下;36.38%的企业在5万元到10万元;13.07%的企业在10万元到20万元;12.64%的企业在20万元以上。

以上仅为税收的货币成本,由于小微企业规模小,对税收法规和纳税事宜相对不熟悉,还要承担一定的遵从心理成本,小微企业普遍反映税务部门在征管模式上存在问题,主要为纳税程序复杂,主观随意性强。

打通影响资金循环政策传导的“中梗阻”

综上,融资成本高不是企业面临的全部问题,是企业经营困难来源之一。对企业来说,不仅要呼吁改善外部环境,更要发力苦练内功。在解决企业面临困难的应对政策使用上,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应相互配合,做到到位不错位、补位不缺位,避免货币信贷政策在经济景气和疲软时都承担主要作用,得不到喘息调整化解机会。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要更多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把过去的欠账补上,为将来培育活力。

社会融资成本高主要是经济结构性失衡造成的。当前主要的结构性失衡包括实体经济和金融比例失衡、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失衡、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比例失衡、银行业表内和表外业务失衡、大中型金融机构和小微金融机构发育程度失衡等。融资成本高,特别是在正常利率之外需要附加高额担保费、通道费等,也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滞后造成的。

正如血压高、血脂高是人体健康状况的综合症状一样,社会融资成本高也是社会经济体健康情况的综合体现。需要治标和治本兼顾,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治本才能最终解决问题。目前国家有关部门采取的措施将为缓解社会融资成本高赢得时间,但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和诚信体系建设,打通影响资金循环政策传导的“中梗阻”,才是治本之策。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财编:root)